余之介
来源: 发布时间:2017-10-13 13:25:00 编辑:月月 字体:

  余之介,1907年出生于洞头北岙村,字审之,号志介。后为避反动势力追捕,改名践,字之介。后一直以之介行世。

  中学时期,就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余之介出身贫苦。祖父原籍乐清,逃荒到洞头,50多岁才有了儿子,可不久自己即病故。余之介父亲进药店当学徒,自学中草药知识,上山采草药以维持生计,家境十分穷困。余之介居长,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年幼的小弟和两个妹妹在贫病交迫下相继夭殇。他10岁入药铺做学徒,因不堪店老板虐待而离店,一面帮父亲采药、做家务,一面刻苦自学,后免费入小学做插班生。16岁时他考入官费的浙江第十师范学校(今温州中学)。

  在十师求学期间,余之介阅读革命书籍、进步报刊,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参加了温州学生界救国会,追随温州学生运动领导人蔡雄等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其间还曾奉命返乡开展渔民运动,包围警署,驱逐污吏,民选开明士绅担任乡长。“四一二”事变后,他遭到反动当局通缉,流徙外乡,在嘉善、上海等地从事教师、编辑工作,虽然常常失业,衣食难以为继,仍坚持继续从事民主进步的斗争。

  1938年,在抗击日寇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余之介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抗战期间,余之介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上海教育界人民救国会”“生活教育社”等进步社会团体,担任组织宣传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在原来的救国会组织被迫解散的恶劣境况下,他仍在自己任教的上海工部局小学发动爱国教职员工,组成“上海市小学界同人进修会”,继续开展斗争。1942年之后,他奉组织之命,与一批战友撤退到桂林、重庆等地,投入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斗争中,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宣传抗日、民主,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返回上海。

  加入民进会,成为马叙伦的得力助手

  1946年春,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由于余之介长期工作在教育、文化战线,与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和着名人士多有接触,建立了信任和友谊,所以奉组织之命,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先任候补理事、理事,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作为马叙伦的得力助手,余之介按照上海地下党的布置,团结会内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展开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在民主促进会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举行反内战群众示威大游行等重大斗争中,他都发挥了作用。

  1946年5月至1947年初,余之介在任上海培成女中教务长、光华大学附中舍务主任期间,兼编辑《文汇报》的教育副刊《教育阵地》。在短短9个月中,《教育阵地》出刊39期,他亲自操刀及以多个笔名撰写的战斗杂文多达30篇,几乎每期一篇。他在发刊词中写道:“让我们教师和青年学生站在一条线上,以战斗的精神来建立新的自由民主的教育。”针对反动当局把教育作为党化宣传的工具、学校实行军管化警管化、迫害甚至杀戮进步青年学生、进步教师被无故解聘等独裁行为,予以猛烈抨击。

  1947年春,上海职业界、教育界在地下党领导下,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争民主反独裁示威大会,邀请郭沫若、邓初民莅会演讲。大会刚刚开始,大批特务就冲击会场,守护在劝工楼大门口的群众挺身阻拦,与特务发生搏斗,情况十分危急。大会主席团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安排余之介和另一同志护送郭沫若、邓初民从大楼后门撤离。特务大打出手,生活教育社的一位成员不幸牺牲,多名与会人员受伤。而郭、邓二老则在余之介两人的一路护卫下,安全抵家,免遭毒手。

  余之介与郭沫若等许多着名爱国民主人士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4月余之介结婚时,郭沫若和黄炎培、沈钧儒、叶圣陶等专程赴贺。郭沫若以新人夫妇“均从事教育,志同道合,结为佳偶”有感,特书《桃李花秾》以祝:“君植李,我植桃,桃李花秾春正好。坐春风,席春草,不愿门墙高,只愿蹊径少,春申江上乐淘淘。”

  因为不能公开的身份,饱受屈辱和打击

  新中国成立后,余之介先后在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部任部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高教处副处长等职。1958年后,他又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北京市副主委,两年后转为驻会专职副主委。

  当时正是“反右”运动之后,不少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批判,划为右派,许多人对到民主党派机关工作心有余悸。但余之介还是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离开自己熟悉且热爱的教育工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他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团结促进会的知识分子,向党组织反映他们的要求和建议。他根据形势的需要和民主促进会的实际,要求会员们加强自我改造,坚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信念。他首先加强了民进市委委员的学习,召开定期的学习会。委员们大多兼职,学习会就安排在晚上7点,由于讨论热烈,结束时常常到10点钟。余之介的家住在西城,而办公地在东城,上下班的路上要换三次车,晚上学习后乘公交车到家时总在11点以后;有时错过末班车,还得步行回家。之前,余之介因长期在贫困危险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积劳成疾,曾于1949年摘除左肾,身体虚弱,60岁不到便用上了拐杖。而北京冬季的深夜,地冻天寒,他因此患了支气管炎,后来逐渐加重,演变为肺气肿。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工作,有时身体实在不行,就在家里、病床边召集会议,研究工作。

  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统战工作被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遭到全盘否定。民主党派机关首当其冲遭受冲击,余之介被夺了权,靠边站,“造反派”先批判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罪名升级,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勒令天天来机关“交代”问题写检讨,即使是生病吃药也不放过。后来,“造反派”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余之介可能是中共党员的风声,旋即贴出大字报,揭发他是“假共产党员”“脱党分子”,是“冒充共产党员隐藏在民主党派内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但贴在民进北京市委机关内部,还贴到他住的教育部宿舍的大门口,甚至房门上,批斗也随之升级。

  对于共产党员这一神圣称号,余之介十分珍惜,但是要不要公开,却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想影响,非党人士不如共产党员提拔快,对此,他很坦然;孩子长大了,觉得父亲不是党员不光彩,他对孩子说:“革命的需要是多样的,有时在党外更能为党工作。”政治运动中,学校讲出身,孩子因此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外出串联,不能得到毛主席的检阅,回家来难免有情绪,他默默忍受。如今,面对“造反派”的诘难,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处境,而是担心党的秘密被泄露。在批斗会上,他平静地回答,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有冒充共产党员,只是民主促进会的一个老会员。批斗会结束后回家,他马上写了两封信,由妻子吴锦璋分别送给周总理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反映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有可能被泄露的情况。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公开真实身份。余之介无条件服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正确的评价,民主党派机关相继恢复工作。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1978年2月,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成立临时领导小组,余之介是七人领导成员之一。他不计较自己曾遭受的心灵创伤和身体折磨,义无反顾地投入促进会的恢复工作。怎奈这时他的身体已十分衰弱,他撑着病体坚持,遗憾的是,他没能坚持到民进北京市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于1979年3月辞世。

  1980年3月,在余之介逝世一周年之际,党组织公开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她的家人立即在他的骨灰盒上重刻了“共产党员”四个红字,并覆盖上一面党旗。人们这才知道,余之介,这个老资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的领导人,统一战线的卫士,竟然是有着41年党龄的忠诚坚定的中共党员!